（一）行

若干年后，我离开上海，想要在星罗棋布的视觉图谱中拾得一点虚弱的意义，首先串联起那早被割裂的情感记忆的，一定是上海的路。

上海是以XX路的形式出现的。从光华楼的高层朝外望，学校坐落在一爿“国”字、“政”字开头的街市里，眼前是几大商圈之一的五角场，身后又倚傍着拆迁时代的原著民，这个社区和其他社区并无二致，负载着最古老又成熟的生活机能。去外滩那一带之前，我常常混淆此地和他处的分野，杨浦，更像是放逐于都市的皮条客，每一次触碰，都拉锯和考量着人与城的关系。

直到一周前，淞沪路的地下通道口封了，更多的人扎进万达城中城，人头密集闪耀，脚步一刻也不曾停歇，为的却只是过马路。事实上，这高密度的人流丝毫没有给交通网增添压力，可见封路是一件多么稀松平常的事情。地上行不通，还有地下，早晚高峰堵车，还有地铁。这城市一番番永不停歇的迎来送往，一次次突破上限的载客量，一段段不期而遇的爱情，都在以它的巨大包容性召唤你，用人工与智能的双重解放慷慨拥抱你——好像一台不知疲倦的永动机。那时我穿梭于熙来攘往的嘈杂中央，透过落地玻璃门看自己，脸上斑斑刻着别人：神色疲倦，没有表情，然后兜兜转转，随他人一同散去，整个过程当中，世界好像一直孤零零站在外头。我宽慰自己心中不是没有牵挂，这庞大的陌生感并没什么不好，因为它总能提醒你，轮回空无的后面，始终有着无法抹除的根系。

政通，国定，国权，国济，政民，政立……以校园辐射的路名，几乎是某段历史的编年，寄托了一个时代的理想，或者期望。几十年间，人被裹挟，价值观不断刷新，理想或尘封或湮灭，成为宏大叙事中最不切实际的标点。只有一个个地名、路标经过反复淘洗、筛选、过滤，留存下来。而与之相关的记忆其实是脆弱而断裂的，那些自以为熟悉的过往，总带着些不可言说的扑朔迷离。吉光片羽的史料被反复描边，以全新的面貌屹立在众人面前，遮蔽的真相不时泛出暧昧的金属光泽，使人惶恐，所见诸事，兴许都是误解。唯有一棵树的生命昭然若揭。这条唤作“政通”的路上长满了树，清一色的法国梧桐，很容易使人联想到雄霸一方、纵贯南京总统府的黄埔路。我的皮肤曾经被那里刀片般的梧桐飘絮恶狠狠伤害过，因而难以想象，来年春天，这里是否会出现同样的光景。抬眼望去，梧桐树梢亲密相挨，葱葱茏茏伸往高处，宛如一群沉思者交头接耳商议什么问题，头顶上空还开了一个洞。我站在路口，眼球被一种浑然天成的纵深感来回撞击，那感受似曾相识却又模棱荒芜。顿时心中一惊，因为就在一个多月前，这里还没有一片树叶开始变黄，一切形同春天，而今已是斑斑棋盘的模样。又好像一语成谶，政通路，真的成了一条通畅无阻的路，一条被遗忘的路，被城市的生住异灭边缘化，静止了，凝固了。踩在这条畅通的路上，每走一步都能听到落叶摩擦鞋底窸窸窣窣的声响，每一丝响动又像是一次叩问，叩问哲学话语里的存在本身——脚下的坦途正是前人的沟壑，人类前赴后继，却发现下一个人的生命形态，还是几十年前的那个样子。不过一种重复而已。

对比之下的政民路反倒有种特别的喧嚣：拆掉一半的建筑，从店面延伸出来的摊位，忽明忽暗的拉线灯泡，以及备受冷落的淮扬菜馆，那种密匝匝的喜悦和失落，仿佛可以消解人对城市的提防与隔膜，让人一下子热腾腾扑进生活里，扑进夜宵里——这条勾连民生的路，慢得这般有理有据，宽得如此心安理得。也像极了，在家乡人的心路上铺就的有轨电车，每滚过一处，便留下一点生活的辙痕：从杂院陋巷到城郊商品房，从民间打汇到智能手机，县城的全部变化，是用三轮车一寸寸丈量出来的，最终又汇聚于一些惠而不费的娱乐活动里。何以解忧，掼蛋麻将，何以销愁，热水澡堂。

韩信路，关天培路，枚乘路，枚皋路……一切都慢。那里至今仍保留着许多传统习俗，大到丧葬礼仪和神鬼传说，小到每天上午十点钟的早茶和下午四点钟的接晌。我好像随时可以在永怀路口的澡堂碰到我的英语老师，随时能看见家门口几百米外的饭店正举行一场两百人的聚会，旮旯里几块木板拼装成的简易牌桌，被雨水遣送回室内软塌、沉沉入梦的退休老干部，戴金丝边眼镜的猪头肉店主；随时可以听到，短促劲疾的仄声字，隔壁男人饶舌又难听的脏话，绕街串巷吆喝的市声……这种种慢行，构成了我二十多年来全部的精神支撑，它们流进血液，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。而与此同时，这日复一日的庸碌也会使人失去耐心，消磨掉坚硬的骨骼，感到某种肉体和精神上的囚禁。你会看到，地理和物理上的不流通加速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流动，亲戚们，就像一群四肢发达的害虫，在每个值得团聚的节日汇聚成翩翩浪花，拍打你的毛孔。你会被一点点解剖，再贴上标签：没房，没车，没对象，黯淡无光，穷途末路。你将永远无法被完整看待——创业好比自焚，没编制等于嫁不出去，理想纯属扯淡，有面子才是真理。半生摸爬滚打的亲戚们，希望我们活在一种平稳的宽广里，找体面工作，找合适对象，做闲职，最好二十五岁开始养老，然后将这种看起来丰溢的圆满和幸福感完好地传递给下一代。在我离开那片土地之前，总有龟速前进将被时代淘汰的隐虑；而当我真的被疾行的漂浪人推着往前走的时候，我已经回不去了。

（二）住

南方降温了。

冬天可能是某个午后到来的。太阳低垂眼帘，深鞠一躬，天和地都后退一大步，肃杀里还残留些拥挤。某日我坐在27层的教室听课，空调开得很足，一脱掉厚重的外套，便迅速被一股宛如恒春的气流包裹。这气流来得均匀充沛，像一粒涂满蜂蜜的奶糖。陷在座椅里，感到温暖而匮乏，清醒又疲惫。转脸望向窗外，车马虫鸟人声无一不在降格，直教人慨叹上海的冬天比其他任何地方的冬天都要单调，所有人都驻扎在圆柱体或者立方体的单元格里，捞不起一丝一毫有关寒风吹彻的体验。可寒冷说到底也是一种温度，激发身体的某些通感，有朝一日当人真正忘却寒冷，情感便很难再起波澜了。

像是昨天，我同八年未见的发小重新聚头。我们热情拥抱寒暄，交待彼此近况，吃饭喝茶看电影，履行完整的约会程式。往事聊开去，天大的事情现在看来不过小小祸端，甚至连墙上的斑点也算不上。分手前她提议去她的租住房看看，很近，就在政通路上一个叫“仁和”的小区里。我点点头，跟着她走，并不记路。她也许是住在21幢11层靠西的屋子，是一个套间，有五个卧室，每个都称得上宽敞。唯一美中不足的大概只有客厅了，它挤占了原本应该属于每个租住者的私人空间。因为大部分时候，大家不会同一时间出现在客厅里，哪怕下班时间相近，一前一后进门，也大多换了拖鞋便回到各自的房间里。这样一来，客厅就成了无辜的浪费，还不时提醒你，这儿不是家。谁家会连卧室也要装上智能密码锁呢？

家。十岁以前我住在一个镇上，也是在那里我过完了全部童年，此间发生过的大部分事情如今依然历历在目。比如房子很大，二层两间楼上下，一出生我就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。但很小的时候我胆子小，常常半夜跑进父母的房间，需要母亲哄才能入眠。那时卧室自然是不可能上锁的，也很少需要敲门，因为母亲漫长的上楼时间已经足够我关掉电视机，端端正正在书桌前坐好，假装自己在学习了。推门而入，正如所有不好的习惯那样，被我们一家人保持了很久，以致后来频频成为争吵的导火索。在我厌学逃课的中学时代，母亲会悄无声息地站在我身后，亲睹我听周杰伦看安妮宝贝写情书的整个过程，为此我有些憎恨她。以至于后来我性情大变，沉默寡言，情绪一坏就锁上房门，任凭她如何敲打都不开门，直到她累了，乏了，我才像个玩游戏的小孩一样偷偷钻出来，带着一丝得意，像在报复那些年应得却没有得到的尊重。也是那段时间，我才意识到，其实很多事情都是在相对隐私的空间里完成的，比如做爱，看AV，写日记，乃至搞艺术。村上春树的小阁楼或是伍尔夫自己的房间就是这个意思。门，其实负担着开启与关闭的双重责任，关上房门，你内心的欲望才开始得到真正意义上的释放。

可能都市文明最初就是由释放开始的。当然，更确切的说应该是解放。隐私，和政治权利一样神圣不可侵犯。但话又说回来，都市男女行色匆匆，一夜情的发生几率可能比你到便利店买瓶矿泉水还要高，在这样开门见山简洁高效的关系里，又有谁愿意花很多时间，去侵犯一个陌生人的隐私呢？睡醒了，关上门，你们的生命便再无交集。我想我开始有点懂王家卫了。这些形同火柴盒子的住所，拼贴出都市文明的某些浮光掠影——便利店，空姐，常换常新的男女朋友，还有一段段标满保质期的爱情。可能人与人的情感才是打破铜墙铁壁的唯一途径，它甚至有能力与经济异化相抗衡，只不过，很难，大部分人也不愿意这么做。

我在发小的屋里只作了短暂逗留便动身回校，她怕我找不到出口执意要将我送下楼，出单元门时暮色四合，小区的路灯一排排从身后亮起，加上身旁有人陪伴，我心底很快涌起一股松脆绵软的踏实感。此情此景令我感到异常熟悉，仿佛下一秒不远处就会想起噼噼啪啪的鞭炮声，短促的仄声字掠过耳畔，小孩子越过栅栏迈过水坑，衣领和袖口都沾染上米饭香。几秒后，饥饿感迅速升腾旋即又被眼前的高楼浇灭，一瞬间我又变回那个冷静的自己，一个擅长孤独的个体。

于是我边走边认真审视起这爿店面来。有趣的是，在上海，无论多么闭塞狭小的街道，总能发现链家的绿色招牌，可见老天并不打算给这座城市的房地产开发留任何余地。这里最终会变得越来越高，越来越挤，直到无地可拆；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去争夺学区房、汽车牌照和空气，直到不必再有。我不知道去链家咨询的人里边，有多少打算买房，有多少买卖二手房，又有多少租房。我忽然发觉这个遍地都是链家的地方其实根本没有家，却用一个词语、一个名字把人和家强行绑定，这样的营销策略残忍又狡猾，像个绝妙的反讽，一个颇具张力的悖论。

我默默盘算着，要有多少钱才能在张牙舞爪的上海开辟一处类似“仁和”的寓所、一间自己的房间，最终落实为一个单薄而高傲的数字，它甚至都不屑多看我一眼。在家乡，一套一百平米的房子可能只要几十万，最多一百万，而这个数字在上海根本不够买下一间厕所。我也根本来不及去思考这两个数字的对比带给我的心理落差，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它们给我带来的绝望感是一样的。举国上下的拆迁行动早已摧毁我内心深处的家园想象，我清楚地知道自己再也不可能回到奶奶抚养的那片菜畦了，奶奶已去世12年，情感记忆那么近，时间空间却那么远。或者倒过来，就像发小家和我家明明住得很近，我们却要跨越千山万水才得以重逢一样。

一个月前母亲来看我，她抱怨学生宿舍的不科学设计，空间狭小如厕不便，半夜得起身出门，淋浴间的墙壁会掉漆。离开时她叮嘱我，盥洗室太潮了，要把毛巾牙刷拿出去。我笑着告诉她我住得踏实而舒适，但其实，内心一点也不舒适。

此间异乡人的漂泊感廉价而徒劳，庞大如世间灯火。我试图伸出双手，让自己的情感流动起来，可每经过一站，喉咙口那个喑哑的名字便更加干涩——淮安，我们再次背道而驰。

（三）食

全家是个便利店。

和链家、仁和们一样，这些由“家”、“和”形成的聚合其实同词语本身并无本质关联。几个月里我吃了太多次便当，味道很一般，肉是激素制造的，菜总是煨烂掉，可能因为加热过，才得以短暂麻痹神经，不致使孤独一同入喉。透过全家蒸汽氤氲的玻璃看上一眼，总能生出两种极端的情意来。一则，它成为某种形而上的抚顿，二则，它不过是附会和意淫，一种符号化的情感投射罢了。

可转念一想，似乎在我头二十年活蹦乱跳的生命里，独自进食的时候更多。有一年转学，我离开家搬去和表姐同住，那段时间家里遭遇了一些变故，老人们相继生病，各种癌。父母辗转于病房和单位，我突然就懂事了似的，乖顺起来。每天放学回家，和表姐轮流买饭，熏烧熟肉，汤水面点或是其他。表姐与我相对而坐，世界在我们周围暗下来。她比我高一个年级，回来得也比我晚，有时菜凉了大半，她才披着一身寒气迈进家门。漫长虚弱的等待加重了我的饥饿，身体的角角落落都饿，将大块的烧鹅囫囵吞下，胃和肠子磕到一起，咯噔咯噔。长大后流连过各地的餐厅，掌握各式各样的用餐礼仪，却再也无法让吃东西的速度慢下来。饥饿势不可挡，食物千军万马般汹涌滚入喉肠，完全不留白，没有一点美感。我怀了极大的耐心放慢速度，试图向食物投递去内心对他们的虔敬，慢一点，终于慢下来，味觉却在这个过程中被彻底驯化了。我终于可以一个人慢条斯理地吃独食，悉数举碗落筷间，时间流淌的节拍，宛如世间其他庄重仪式。

于是我学着电影里的桥本爱和食物对话，眼睁睁看她春夏秋冬一路发胖，也还是不消化。那些大口饕餮的回忆涌上心头，教人心慌，教人怀疑是否因为对待食物的态度过于不严谨，才得罪了神明，把无端灾祸转嫁到家人身上。他们总是生着与食物相关的病：慢性胃炎，肠炎，结石，甚至食道癌和胃癌。这些事情总要被爷爷写进手札里，譬如奶奶弥留之际所遭受的苦痛：某月某日，进食困难，吞咽一口白开水要花上好几分钟；孙女拿了核桃露来，挣扎起身想尝上一口，沾到舌头旋即全部吐掉，疼痛引她叫喊，吊针也挂不进去……这样的文字记录让我感到触目惊心。爷爷说，你奶奶就是活活饿死的。这句残酷寻常的话在我面前铺开一个生命消失的全部图景：食物逃离她的胃，疼痛清空她体内的所有缝隙，她离开时好像一个纯净的圣灵。我心中凄然，奶奶前半生都在饱尝饥饿，最终又在饥饿中死去，冥冥中好像命运的某种戏弄，她的主观意愿得不到伸张，她只是一个任凭摆布的玩偶。

虹影说，我们这一代女人，物质上饥饿，精神上饥饿，性饥饿。我跟她们都不是一代人，只能借由一些文字和想象努力共情。但其实，所有的饥饿都是同一种。去年今日我正兀自在学校的租住房里奋笔疾书，好像多写几个字，就能摧毁心灵的脆弱性与不安全感，在无能为力中苦苦挣扎，正是饥饿的效应。

我重又凝视起那些饮酒嗜吃的乡民来。离我家很近的地方有一条完整的美食街，东西走向，背靠烈士陵园，西望周恩来纪念馆。这种饭店集中林立的场景我只在都市的商圈见过，一整座地下城都在卖吃的。但那条长达一公里多的美食街不同，它不作为任何一个商圈的附属存在，而是一个独立的个体。我认识一个做生意的叔叔，他常年流连于这一带，我也有幸时常同他在一张桌上吃饭。不过该怎么形容这个叔叔呢？我非常喜欢他骂起人来那种利落的爽快劲儿，和威权对峙时不卑不亢的样子，以及谈起范冰冰就好像议论隔壁家小姨子的语气。庙堂太高，江湖太远，这酒桌也是一片逝去的武林。而那种可以容二十个人落座的大圆桌我在上海一次也没看到过。礼失求诸野，都市之野，已化作消亡的罗曼史。

后来美食街的店一家接一家倒。我那惯于吃抹干净大笔一挥的大伯，也开始出入那些被他嫌弃过的小饭店或大排档了。以前淮扬菜馆是不可能有这种待遇的，要么不做，要做，就是一大桌。丰饶的食物柔化了所有权钱交易，所谈诸事，只关风月。现在可能风月也少了，多的是碌碌繁复的庸常。

胃口不好的时候，从学校围墙外的摊位走过，总能想起一家叫“小武大排档”的家乡餐馆，想那里的甜椒炒肉——脆嫩的皮肉从善如流地在唇齿间运作，咀嚼声自带质感，一瞬间好像堕入情网，物我两忘；接下去将迎来香肠捆蹄和腊肉，翌年早春的蒲菜，还有那只属于小龙虾和甜汽水的季节——蒜泥味整条街扩散，掺杂了色情意味的香气铺面而来；那是属于北方大汉汗液里自带的荷尔蒙，或者挎着军刀的法西斯分子嘴角抿过的淫威……两座城市，究竟是不同菜系的对比还是迥异性格的博弈？我想了很久仍得不出任何答案。趋同的饮食弱化了我的味蕾，我也成了一个吃菜喝汤喜欢加很多辣椒和酱料的人。

阿城在《爱情与化学》中提出过一个重要命题：基因才是我们的根本命运。于是在高度发达的基因工程时代，被扭转的不止食物的基因，还包括我们人类的命运。

某日得知，甜椒位列庞大转基因食品清单的榜首，顿时心有戚戚——我们的胃壁愈变愈厚，心墙越来越硬，原来竟是这些东西暗度陈仓，潜入消化系统，再转化成我们的基因。

（四）衣

可能要从一本叫《伊周》的时装刊物讲起。

年我还在读高中，学校和家两点一线的枯燥生活几乎原封不动反映在我的脸上，面色朦胧神志不清，加之那身和所有人一样的校服，我的厌学程度简直达到了制高点。那是一所绝大多数学生都不学习的中学，我混迹其中，日日企盼周六的到来，因为周六可以不穿校服，可以在长达两天的自习时间内传阅各种课外读物。也是在那些日子里我几乎读完了所有市面上流传的言情小说，同时提早透支了三年后才该爆发的荷尔蒙。而有关服装的审美，便是由那本杂志培养的。

一开始只要两块钱，同类型的《瑞丽》15块钱，《看电影》也要15块钱。所以一开始，这本杂志就找准了自身在一座县城的位置，低廉的价格，肤浅的消费和消遣。我常常看得很仔细，也自然而然地记住那些模特和设计师的名字：希尔顿姐妹，洛佩兹，卡戴珊或者LadyGaga，维密时装秀……后桌女生热情地向我介绍一周流行元素，高光的几种打法，还有远方城市里永远在线的室内音乐会，一个个名字念起来，远比一年只见一次面的七姑八姨来得亲切。这是一个完全不同于县城审美的世界，我至今难忘父亲指着LadyGaga猪肉装作呕吐状的模样。不经意间，我和我的朋友们同周围其他人之间的某种联系被这些奇装异服打破，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更为坚固的屏障，后来逐渐演化为更深的误解。

人人都说衣不如新人不如故，但其实，故人并不真的比新人好。去年冬天我在影城的巨型屏幕下看《山河故人》，看两种系列的隐喻交织：伞头秧歌，粤语情歌，钥匙项链，物的记忆经过一番跌宕迴闪，最终留下赵涛的脸，以及那身质朴土气的衣服。在今天这个时代，土这种东西已经快升格成文物了，一个注脚，彰显一个城市乃至国家的过往变迁，它只能停留在掌故文献和影像资料里。现实生活中，要是有谁还穿得下那样的衣服，大家一定会嘲笑她乡巴佬。人对新衣的偏爱是美的理想的部分折射。爱美之心人皆有之，但衣服不等于美。既然如此，我们执着于衣服又意义何在呢？也确实没有什么确凿深刻的意义。人活在世间大部分事都是徒劳，便总想抓住点什么，凭空生造些意义来。这就好比我十分确信《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》里的女人爱上了作家，因为他向她展示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她原本窘迫生活的、优雅有序的世界。因为看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，我们很可能会爱上那个带我们走近这个世界的人。

有段时间，我对贾樟柯另一部叫《无用》的纪录片感触颇深。贾导演在拍完《东》之后，被一个叫马可的服装设计师吸引，催生了由时装行业的嬗变所牵引出的，千千万万在中国做出“无用”努力的艺术家群像的创作理念。马可说，衣服不能如此肤浅，这种信仰贯穿她服装设计的始终，而后的“埋衣”更是集大成——埋，意味着腐朽，和不朽。可把衣服埋到地下，就真的可以同历史对话、从而留住物的记忆吗？在和马可接触的过程中，贾导演发现她的设计灵感来自于服装制作的流水线，于是贾导演去了广东，寻找被工业化流水线所遗忘的“人的情感”。这必然无果。因为摒却了手工传递的情感累积，工业品的制造者和它的使用者之间，没有联系。镜头下的工人以近乎麻木的动作操作器械，从表情到灵魂都写满了绝望，他们是一群被社会抛弃的人，可能一辈子都咬不准“时尚”两个字的发音，也穿不起从他们手中经过的任何一件衣服。他们能做的，仅仅是钻过铁门间隙，到布满油腥的职工食堂站着吃一碗面，仅仅是在简陋诊疗室等待医生的指令，努力伸出苍白的舌苔罢了。贾樟柯选择让衣服背后的工业过程完全裸露，曝露出这群人真实鲜明的处境，进而追溯到自己的家乡山西汾阳。在那里，裁缝铺和许多轻工业作坊一样，无法在市场经济下绝处逢生，裁缝们都跑去挖煤了。这头是深井下丈夫的高危作业，那头是妻子一块钱两块钱贴补家用的缝和补，这完全是一个马可和Dior、Prada们不可理喻的世界。

全副武装的煤矿工人卸下行头，在昏暗肮脏的盥洗室用洗洁精拼命搓洗头发，搓洗身体，再将一盆盆污浊的水浇灌在颜色不一的胴体上——衣服的意义在此全部瓦解。

我想起暑假里母亲带我去老街裁缝铺做的黑裙子，好几次有人问我裙子是从哪里买的，得知无处可买便悻悻然走开。那一刻，我想我的表情和内心都是得意的。但，阳光洒落，我在阳台抖开那裙子的柔软质地，忽然发觉其实自己配不上它。那“衣与人”的况味早就不属于任何潮流和个体。它失落于上海大大小小的旗舰店和时装周。在梧桐飘絮的午后，孤零零起舞。

年12月6日，《伊周》停刊，我生命中关联审美的某个重要章节，也翻篇了。

（五）尾声

与所有异乡人一样，我原本以为，时间和距离会渲染出许多“梦痕”，可走近了才发现，很多时候，乡愁不过是一只悬置的“高脚马桶”。

“高脚马桶”出自张爱玲一本没写完的《异乡记》。记录了年她从上海到温州寻访胡兰成的见闻：“……女佣带我到解手的地方，原来就在楼梯底下一个阴暗的角落，放着一只高脚马桶，我伸手钳起那黑腻腻的木盖，勉强使自己坐下去，正好面对着厨房，全然没有一点掩护。风飕飕的，此地就是过道，人来人往，我也不确定是不是应当对他们点头微笑。”数年前我读到这段极平淡克制的描摹时，讶异于张爱玲对自己的诚实与残忍，等到这些近乎逃难的狼狈景象出现在我的生活和梦境里，我只记得那只具有高度概括性和象征意味的高脚马桶了。

只是这年头还有人使用高脚马桶吗？

它不合时宜，格格不入。

而我们，终将田园荒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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